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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0年10月02日    点击:[0]人次

今年10月,张慈在北京草场地工作室放映自己的纪录片。

作家张慈,曾在云南文坛红极一时的传奇女子,也是导演吴文光首部纪录片《流浪北京》里的那个从《个旧文艺》社出走的女文青。她是《流浪北京》里五个“北漂青年”中最先出国的,临走前,她曾绝望地为自己的流浪北京作了一个总结:“有人说,在这里好极了,其实,好个屁。”

现在的张慈是两个混血女孩的母亲,信伊斯兰教,坚持写作。但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,她依然没有找到她想要的,于是她回到故乡,陪伴着患重病的母亲,并把这个艰辛救赎自我的过程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。

10月29日,张慈带着自己首部纪录片《哀牢山的信仰》来到了上海,在尔冬强工作室里放映了该片。片子记录了张慈25年后从国外再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滇南哀牢山,如何为了完成自己的写作,“寻找”母亲、“寻找”信仰的过程。初剪的影片有70多分钟,虽然画面粗粝,张慈掺杂着方言的旁白显得若即若离,但影片所传达出对信仰的拷问,让在场观者几乎都联想到自己和自己的母亲。该片一出,有人甚至评价张慈的命题“直指所有的我们,戳破了人生的虚妄,她终将丢弃艺术文学这些介质外衣”。

讲述是内心现实

镜头是外部现实

纪录片播放当天,初见张慈,便觉得她和25年前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,但当她爽朗地笑起来,似乎又能看见那个摄影师高波描述的“很漂亮,像女,很勇敢”的女子张慈。“那时候我病了,没钱治病,也没米下锅,政府那时候每个月定量给每个人只有28斤,当时我在《光明》、《经济》兼职,每天两包烟,做三个的工作量,只拿一半工资。我再不走就会死在那儿了。”张慈形容了临去美国前的自己。可是她刚到北京那会儿,是想着“死也要死在北京的”,她本以为她的信仰在北京。“那时候,国家的前途、民族的命运都能在北京找到。”可是张慈并没有找到。后来她到了美国,结婚生子,用十几年的时间全心照顾两个女儿,如今女儿已经成年,她又回到了故乡。

一生都在流浪的张慈,最常思考的是“我们应该怎么离开这个世界”,她认为肉体太不重要了,“我希望一手拉着一个女儿离开这个世界,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变成另一种物质,轮回也是狭隘的。我妈妈死活要和她妈妈埋在一起,我父亲也要和他父母在一起,他们一个在越南,一个在老家,我都不想去,我还是希望去高的地方,土从来都不吸引我,所以你问我到哪里去,我希望要到高的地方去,越高越好。”

事实上,张慈没有越飞越高,她还是回它能够监测步数到了生养她的土地 云南哀牢山南部元阳老城,张慈在那里写一部小说,是关于信仰的。“其间我母亲生病,我拍摄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从医院开始的,因为这部片子是关于照顾母亲住院的过程,我是叙述者,也是拍摄者。在我观察她、拍她,拍清真寺,及我长大的环境时,一个找到了 信仰 的过程形成了新的我。”张慈对说,“我用纪录片展示了我的立场。讲述是内心现实,镜头是外部现实,放在一起,人的内心与现实的观象就成为奇异的世界,它叫 神的颂歌 ,或者 人的颂歌 。我希望这部纪录片成为开启中国的作家电影中有关信仰的开门之作,借此踏上不归路。”张慈坚定地认为,第一次换笔浪潮是硬笔书写换电脑敲键,而现在将面临第二次换笔浪潮,用影像写作代替电脑敲键。

在来上海放映前,《哀牢山的信仰》在北京草场地工作室也举行了放映及讨论,吴文光很喜欢这部影片,他甚至评价说,“ 哀牢山 出手, 流浪北京 彻底休息了。”他认为,张慈的这部片子已经超出通常意义的“纪录片”了,不管这种影像叫作“散文电影”、“作家电影”还是“私人影像”,一种作家影像写作的启示,会有无限多的可能性正在延伸。“这就是我多年前期待但没有看到,自己现在努力尝试却仍未达到的那种 影像写作 的境界吧。”吴文光所说的“作家电影”,法国人称为“Essay Film”,所有的影像讲述的都是作家自己的故事,是作者作为第一人称的电影。美国纪录片大师Christopher Mark将其称为“独立个人的私人文本”。张慈以云南方言讲述来控制节奏、结构,“影像与文本是分开做的,这给了我极大的自由。”张慈说。

把摄像机对准

绝望的母亲和自己

张慈的母亲是个乡村的妇产科医生,住在老回民街上一间相当简陋的屋子里,屋子从外面看就像是公共厕所。张慈说,母亲从自己给她买的房子里搬了出来,虽然她病得很重,走路走不了,但她还是坚持住在老街上。张慈的母亲患了糖尿病并发症,一直在讲述自己的大便拉不出来,吃药,想各种办法来解决。她疼得很,面部表情很痛苦。张慈放弃了写作,专心照顾母亲,镜头里,她依偎在母亲的肩膀上,握着母亲的手,像个小孩子一样陪伴着母亲。有一天,张慈的母亲想摆脱痛苦,吃了十包老鼠药。张慈把母亲送进了医院。因为老鼠药过期了,张慈的母亲被救了回来。

片中最让人难受、纠结的镜头是一段长镜头,摄像机摆在桌子上,张慈在和母亲说话。

张慈:妈妈你不要乱想些,你要好好地活,我每天都来陪着你。

母亲:医不好了……我还有糖尿病呢,糖尿病并发症难医,医不得好。

张慈:你叫我支持你,支持你哪样?

母亲:我想跳水,支持我死,死了以后你们就轻松了……

母亲很镇静地坐在病床上,态度坚决、条理清晰、情绪稳定地和女儿谈论着自己如何死亡。女儿抱住妈妈,无助地低声说着:“妈妈,我帮不了你……”而母亲为了让自己尽早脱离痛苦、不拖累儿女,走才是唯一的选择。

很多人佩服张慈有勇气把摄像机对准走向绝望的母亲和自己。张慈说,摄影机的出现很奇怪,好像有了另一只眼睛在看生活,这好像让她找到了解药。“我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,后来文慧(舞蹈家,吴文光爱人)打告诉我,你可以拿起摄像机,把这个拍下来。”于是,张慈从当地一个公安局借了台摄像机,这台机器原本是用来拍犯罪现场的。“很奇怪的是,当我拍了这个以后,我的痛苦似乎就消失了。”张慈对说。

51岁的张慈和母亲对话,试图用各种方式解救快要丧失灵魂的母亲。到现在,母亲仍然活着。然而,张慈和她的母亲没有太多的感情,因为从小就和外婆生活,甚至在26岁以前从没有叫过一声妈妈。

“201 年10月7日,我开始往硬盘里灌带子,24盘,1440分钟,它将成为张慈的第一个片子《太阳照耀在哀牢山上》。我也由此正式成为两栖动物 写作与影像。我是 揺晃大师 ,镜头端得不稳,(因此要)在我的录像上进行第二次创作。同时,图像成为我的书的另一个版本,我不清楚新的方法可以拽多长,又可以缩多短。不以为然,怎么好做怎么做,做自己想做的,做别人没做过的,做别人想做而做不到的。”张慈在她的拍摄手记中这样写道,“这是我第一次拍片,我努力地将镜头对准人物,端稳,这是我离开美国时没有想到的,当母亲的面孔在镜头中看着我,我流下了热泪。她在向我求救,而我却毫无办法,无能,只能听她讲述她的痛苦。怎样看这个世界,对待身边的人,一直是人类认识自我,解决生存困惑的立场。”

单纯的写作和影像写作从作家的角度有什么不同的体验呢?张慈回答说,“拍纪录片似乎是一种危险的游戏,自我总是暴露出最真实的方面,比文字更具有力量。它可以漫不经心,却可以产生与漫不经心完全不同的效果。比如说,有一天我还剩下很多磁带,而我没有拍摄对象。这时我正坐在汽车上,我就漫不经心地对着窗外的街景一路拍过去,结果这个部分却用到了这部片子中很重要的地方。这与写作是很不一样的经验,写作是不客观的,都是作者的主观叙述。使用摄像机还可以记录你心爱的风景和陌生人的影像。也许我以后会一直拍下去。”

片子里最后一个画面,嘹亮澄澈的声音穿过哀牢山,穿过清真寺,穿过山峰和田野。

“在巨大的痛苦里,我找到了巨大的力量,因为没有巨大的痛苦,就没有巨大的杰出。”张慈在现场说。

张慈

1962年生,祖籍云南。198 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,分配到《个旧文艺》当,1987年以自由作家身份居住北京,次年赴美国,现入美国籍。作品有散文《独步人生》、《倒下的树》,长篇小说《浪迹美国》等。

(:李万以前进站口只在东边留有一个小出站口欣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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